核心观点

　　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石油需求占世界25%，世界能源供应多中心化趋势增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角。我们应以“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新战略”重构能源政策。中国的常规天然气增长有限，而非常规天然气将成为今后中国天然气快速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动力。中国新能源发展要有赖于“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为此，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应继续在国内深层勘探、非常规油气开发、深海资源开发和国内新能源市场开发等领域下工夫。2030年前继续“以煤为主”，有必要将“油气并举”方针提升为“稳油增气”方针。

　　光明网北京2月18日电（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新科研成果发布会”, 2014年2月18日在京举行。本成果首席专家徐小杰研究员做主题演讲。国务院参事徐锭明参事、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教授、国家能源局国际司顾骏副司长等做评论发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主持会议。

　　《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能源研究团队将中国能源发展与世界能源展望紧密结合、互动分析的首部年度展望报告。这部年度研究报告将世界能源发展背景与中国能源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反映了研究团队立足中国国情、对接国际研究的最新成就，使这一成果具有独特的意义。该报告以中国为变量，独立调研、分析与展望2035年前世界与中国能源发展趋势和相互影响。本报告不仅是国内学者对世界能源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是与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直接对接的专著。特别是，作者们为这一成果特别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能源展望数据库，从而使这一成果的价值超越了一份报告的范围。该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一）与全球能源需求东移相比，世界能源供应多中心化趋势增强

　　徐小杰研究员在主题演讲中指出，2013年世界能源发展态势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能源需求重心继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虽然近两年来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中产阶层的形成对全球能源需求的东移形成刚性推动。其中，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型地带的石油需求占世界25%，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而且成为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预计2014年后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近八年来，世界能源供应格局出现了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供应局面。中东地区的油气供应中心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冲击，石油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受到抑制。北美地区的油气供应在“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明显增长，在全球中的供应地位上升。2009年美国天然气产量（5840亿立方米）超越俄罗斯，跃居世界首位；2012年达到6814亿立方米；2013年有可能突破7000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21%。2013年，美国石油产量将突破1000万桶／日，占世界的15%左右；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到2020年北美国家的石油产量将超过25%，展示“新中东”供应中心的地位和“机动国”的作用。在上述新老中东地区以外，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北部、里海／中亚地区、非洲西部深海、东非地区以及巴西海域等若干油气区迅速成长为多个油气供应中心。与上述全球能源需求东移相对比的是，全球能源供应多中心化日益明显。其中，天然气供应不仅呈现多中心化，而且在新技术革命和有利的政策推动下，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将在中国、波兰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形成热潮，供应比例趋升。随着2018年天然气卖方竞争的形成，区域天然气价格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全球能源贸易更加广泛，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加市场化和区域化。

　　（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角

　　专家说，通过回顾世界能源结构（特别是主导能源）的变迁与工业革命、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看到世界正孕育着一场新“能源革命”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延续人类能源结构变迁中的去碳化方向，另一方面对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消费方式和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和调整，清洁化和可再生利用增强。这种趋势不仅反映在发达国家的新产业革命与变化之中，而且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一种主导能源被另一种主导能源所替代的情形不同，新“能源革命”趋势提示我们，未来20-30年内人类能源发展的可能前景是：①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形成多能并存的局面，且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与应用，使多能利用更加清洁、高效，全球化竞争更为明显；②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角，将逐步改进生态环境，改善国家、产业和公众的利益关系；③各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方式必须适应新“能源革命”趋势，通过持续改革与创新，探索一条与全球大趋势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能源发展道路。

　　（三）中国应以“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新战略”重构能源政策

　　该报告认为，各国能源发展方向与能源战略和政策紧密相关。中国现行的能源战略与政策要义应是“保障安全、节能优先、结构优化、绿色低碳、技术领先、体制创新”。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现行能源政策存在系列缺陷，难与现代生态文明进程协调发展。专家认为，在调整能源政策的过程中，应以“能源生态文明”为最高目标，体现“三个突出”：一是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下称“新四化”）进程中，突出能源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二是在增大经济利益的同时，突出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倒评估机制；三是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同时，突出国内能源治理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结合与协调。为此，本报告提出了“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新战略”构想。这一能源新战略的着力点是，调整煤炭消费比例，稳定石油需求，大力推进天然气和新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节能环保产业，保护公众利益，走出一条适应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多能并存，高效利用，不断走向低碳、清洁和生态友好”的能源发展道路。

　　（四）中国迈向非常规天然气时代，推动新一轮油气改革

　　专家指出，在2020年后，特别是在2025-2035年，中国天然气产业将与全球同步进入更加快速发展的时期，呈现产业发展、政策到位和公众利益同步推进的“黄金时代”特征。但是，从中国的天然气结构上看，常规天然气增长有限，而非常规天然气将成为今后中国天然气快速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动力。预计到2020年中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比重将由目前的39%上升到60%以上，实际进入非常规天然气时代，到2035年进一步上升到72%。因此，如何发展非常规天然气产业是“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中国“减煤、稳油、增气”政策的一大重点，也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中国油气工业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着力点。

　　（五）中国新能源发展有赖于“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

　　本报告强调，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新能源发展的经验是：以节能环保为先导，强化市场驱动，突出技术、产业和消费引导，形成新能源发展的生产体系和消费方式。而在中国过去的新能源发展中，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力量替代了（削弱了）市场的驱动力量；新能源发展缺乏国内需求支撑，国际贸易摩擦不断。该报告认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既不能仅靠行政手段，又不能放任市场竞争。中国政府须着重从本国市场需求出发，在政策和规划上，将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加以引导发展，充分发挥“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为了优化能源结构，期待未来中国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明显上升，到2020年从目前的8%上升到15%左右，到2035年提高到24.5%。其中，水能增长速度和比例相对稳定，核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在目前相对小的基础上高速发展。

　　（六）提高能源效率是中国变能源需求刚性增长为软性增长的重要手段

　　专家说，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既取决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速度，更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节能潜力的挖掘与能效技术与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近十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相对减缓不仅与经济增长放缓有关，也得益于能效的提升。这一问题已经被国际能源机构关注和认可。专家认为，在2020年前仍需将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政策和产业投入的重点，继续加大挖掘能效潜力的力度，这是中国变能源需求刚性增长为软性增长的重要手段。

　　（七）中国应适时调整能源政策内容，突出能源开发利用的创新机制

　　本报告通过对中国现行能源政策的评估和“三个突出”的调整建议，提出能源政策制定的最高目标是建立“能源生态体系”，能源政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能源政策的内容是多能并存、协同发展。为此，报告认为，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应“立足国内”不动摇，继续在国内深层勘探、非常规油气开发、深海资源开发和国内新能源市场开发等领域下足工夫，不断夯实国内能源供应和国内市场这两个基础；基于中国国情，2030年前继续“以煤为主”的利用重点，着力减少对煤炭的直接消费比例，转变利用方式和方向，推动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在油气领域，有必要将“油气并举”方针提升为“稳油增气”方针；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中心，引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探寻加快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在能源政策途径上，不仅要突出科技进步的作用（如科技进步对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而且要突出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创新机制，包括理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消费方式创新。

　　（八）中国应突出能源内外政策的对接性，加大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力度

　　专家强调，当今中国的能源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同时世界的能源问题也关联中国的问题。今后中国的能源政策必须面向国内外，将中国的能源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需求相协调，与全球能源安全、能源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相对接，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行事作风，与外部世界各能源利益相关方交流、对话与合作，减少躲避、封闭和被动应对等消极态度。为此，本报告提出了为增进国际多边能源合作所必需的合作机制建设思路和（包括人才、规则在内的）基础配置，以增强中国对外合作的能力。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中国应强化能源政策的公共利益特性。作者提议，中国能源政策制定者应建立科学论证机制、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开展正常对话与交流的机制、多方利益谈判与协调机制以及系列听证制度，及时吸收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体现能源政策的公众性质和公众监督的作用，对敏感的能源项目设立“社会许可度”评估，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不断提升能源生态文明。